陈诗宇，设计学传统服饰研究博士，服饰史、工艺美术史学者，服饰复原指导、影视服饰设计顾问。2006年起创建古代服饰研究复原团队，与各大博物馆、院校合作展开古代服饰形象复原、科普。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电视连续剧《清平乐》等数十档影视节目历史服装设计指导，合著有《中国妆容之美》《中国首饰史》等。

　　在历史长河中，服饰不仅是外在装饰，更是文化与时代的鲜活映照。2024年央视春晚“古代时装大秀”《年锦》的惊艳亮相，古装剧《清平乐》里宋代服饰的精致考究，让我们领略了中国古代服饰之美的同时也让陈诗宇这个名字为大众所熟知。过去的十几年里，服饰史学者陈诗宇及其团队专注于中国历史各时期典型服饰的研究、复原与科普工作，陆续推出秦汉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服饰的形象再现。并在这个暑期，于洛阳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深圳博物馆，为我们呈上了“华夏衣冠——时裳·武则天”“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岐阳世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李文忠家族文物展”“藩屏天下——湖北明代宗藩文物特展”等一场又一场视觉盛宴。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专访时，陈诗宇如此讲述他研究、复原古人服饰的经历——

　　我对服装史的兴趣与研究，最初源于对华美的唐代服饰的好奇。唐朝是历史上辉煌的大一统时代，在文化交流方面极为突出，与西域、波斯等文明相互交融，并将成果输出至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形成了独特而多元的大唐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代时尚变化迅速，服饰丰富多样。

　　早在20年前，我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唐代的流行史，且通过对文献、文物等材料的梳理和比对，大致分析出了唐代时尚的变化，可将其划分为初唐、武周、盛唐、中唐、晚唐几个大时期。这些时期在女子妆容、服装的纹样、面料和色彩等方面的流行趋势都有所不同。提到唐代，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簪花仕女图》中的大袖披衫仕女或杨贵妃的丰腴体态。但实际上，初唐崇尚纤瘦之美，到武周时期逐渐变化，女性的身形越发挺拔，曲线更为婀娜，着装开放程度也更高。

　　去年，我和时任洛阳博物馆的李文初馆长一同参观馆内的唐三彩文物，看到了一些武则天时期的文物展陈。我们将初唐、武周时期和盛唐时期的遗物，特别是陶俑进行对比，发现诸如着装的暴露程度、服饰的曲线、装饰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于是，我向李馆长提议，可以结合出土文物和壁画，重新展示武则天一生的时尚，以其生命历程为轴线，解读从初唐到武周时期的时尚变迁。

　　武则天作为登上最高权力舞台的女性，使唐代女性地位大幅提升，同时也对唐代时尚起到了推动作用，当中蕴含了许多故事。由此，我们策划了“华夏衣冠——时裳·武则天”特展，并于去年8月在洛阳博物馆开展。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对从贞观时期到武则天成为皇后，再到“二圣临朝”直到武则天登基之后的几个代表性时期的服装都进行了复原，包括肩带裙、半袖衣、石榴裙在内的共计15套服饰，与彩绘黄釉陶女俑、偃师恭陵哀皇后墓女俑等60余件文物一起展示给观众。

　　除武则天外，还有几位女性“顶流”引领了唐代的时尚潮流，如南朝的寿阳公主。据《太平御览》里记载，某天寿阳公主仰卧在庭院中，殿前被风吹落的梅花恰巧落在她的额前，而且难以取下，直到三天后才被清洗掉，但是公主额前却留下了一枚梅花的印记。宫中女子觉得这个梅花印非常美丽，纷纷效仿，此后“梅花妆”便在大唐盛行起来。

　　上官婉儿也有一段故事在《酉阳杂俎》中有所记载：“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有一种说法是，上官婉儿曾因触怒了武则天，被武则天用刀划伤了脸部，之后她便用花钿遮盖脸上的伤痕，不想，宫人竟纷纷效仿，还逐渐形成了一种叫“花子”的流行妆面。

　　另外，《书》还记录了太平公主的一段故事。一次唐高宗举行家宴，他最宠爱的小女儿太平公主身穿紫衫、腰围玉带、头戴皂罗幞头，以一袭男装现身。唐高宗和武则天见状才意识到女儿已经长大，该成家了，随后便为她挑选了驸马。这一奇闻也反映了唐代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穿着男装的一时风潮。在“华夏衣冠——时裳·武则天”的展览中，观众就可以看到这些男装的模样。不知不觉，这个展览从去年开幕到现在已近一年的时间，但围绕着“花样年华百美竞呈”等3个篇章，勾勒出来的繁盛的大唐景象和唐朝人的生活百态，仍在吸引着观众近距离去欣赏。

　　与“华夏衣冠——时裳·武则天”展览所表达的主题不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展出三年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展出文物近130件（套），系统展示中国古代服饰的衍变历程。其中包括了由我们复原出的丰富的平民服饰，如唐代的侍女服饰、圆领衫、条纹袴、半臂，明代的披风、道袍、贴里等。

　　展出这些平民服饰，是因为在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引领时尚的人物通常具有影响力且身份高贵，但推动时尚的并非只有贵族，古代的文人、艺人等其他群体也在发挥作用。因此，历史服饰的研究不能只关注贵族阶层，而应展示各阶层在不同身份、时期和情境下的着装，为今所用。比如宋明时期，一些文人对着装有着个性化的追求，设计出如东坡巾、阳明巾、程子巾等大量以文人名字命名的头巾、冠帽。明代时，一些歌妓或江南地区的服饰甚至能够影响宫廷时尚。那时，时尚传播渠道多样，既有自上而下，又有自下而上的途径，意见领袖们还能通过其他渠道产生影响。

　　另外，古人的着装虽然分为礼服、公服、常服、吉服以及日常穿着的便服等多个门类，但实际上，贵族在平日所穿的服装与老百姓的服装在款式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材质、工艺方面。

　　还有，在壁画和陶俑中，展现仆侍、随从等形象的比例颇高，敦煌壁画不仅描绘一些佛经故事，也会呈现众多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在传世实物方面也有遗存，如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留存了大量唐代同时期文物，包括举行大佛开眼法会等活动时留下的舞乐装束，以及各种造寺工匠、写经生的服饰。新疆、敦煌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有不少与日常服饰相关的记录，如老百姓典当衣服的账目，还有随葬清单等，记录了普通人服装的情况。

　　除此之外，在唐传奇、笔记小说、唐诗等文学作品中也有大量描绘普通人服饰的内容。

　　而唐代诗歌更是其中独具魅力的一部分，包含了诸多对于时尚、服装面料、工艺以及妆容的细致描述，为理解唐代时尚的变化提供了极佳的依据。以白居易的作品为例，他的诗写实且情感真挚，既有叙述帝王爱情悲欢的《长恨歌》，又有描写底层人民遭遇的《琵琶行》。单从他的笔下就能发现盛唐以后的流行史，比如《上阳白发人》中“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描述了天宝年间流行的着装和眉形；《时世妆》中的“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描绘了中唐时期女子奇特的妆容——像泥一样黑的唇膏和八字形低垂的眉形，也称“八字眉”或“啼眉”，这种表示忧愁的妆面，被文人视为亡国忧绪之象；《缭绫》则描述了缭绫这种纺织品在织造、纹样等方面的特点，通过描写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表达了白居易对纺织女工劳动艰辛的同情。

　　透过他的描述，我们在进行中唐时期服饰复原时，了解到当时的纹样中有“地铺白烟花簇雪”般像雪花的纹样，有“织为云外秋雁行”大雁图案的花纹，以及“染作江南春水色”的青碧色调。这几个特点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印证。并且，诗中提到的“广裁衫袖长制裙”，与我们在中唐时期所见壁画中拖地的长裙、宽大的袖子相一致。这也是服装史研究和复原的重要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

　　正是因为这些史料，我们才复原出了来自唐代的一些平民服饰，得以让观众通过它们，沉浸式感受那个时代的服饰审美潮流和日常生活、民俗风情。

　　中国有如此璀璨的服饰史，所蕴含的文化内核又是如此深厚。然而在当今社会，能够代表中国形象的服装究竟是什么？

　　作为衣冠大国，中国的礼仪服饰在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自商周起，中国人就极其重视礼仪、礼服。而我们却面临礼服缺失的困境，正式场合往往缺乏明确的着装规范。

　　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在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中复原了明代朝服；在电视剧《清平乐》里对北宋中期的礼仪服饰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并加以运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中，作为策展人的我的导师孙机先生，选择了一套通天冠服作为唐代帝王的代表性大礼服进行复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岐阳世泽”展中，我们参考馆藏画像，并结合同时期文物、文献，复原展示了明代冕服、大衫霞帔、朝服和赐服这4套正式服装；在深圳博物馆的“藩屏天下”展中，我们依据湖北郢靖王朱栋与王妃郭氏墓中出土礼服构件，如冕冠、玉佩、金簪、帔坠等，以及《明宫冠服仪仗图》等典章文献，对明代永乐年间藩王和王妃的大礼服进行了复原……

　　此外，我们还与多家文博单位合作，结合文物整体复原并展示了多套具有代表性的礼仪服饰。接下来，我们会陆续对以唐宋时期为代表的重要礼服展开全面的研究和复原工作，帮助大家了解中国历史上礼服文化的原貌，进而梳理出其中在审美和文化观念方面的规律。希望，通过大量尝试，结合新时代的需求，我们能设计出适合今天中国人的新的正装体系。同时也希望，从我们复原的服饰中，人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历代华服之美，以及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